“大部分情绪出问题的孩子胜宇配资，都是那些自我意识觉醒的孩子。”
来源丨外滩教育（ID：TBEducation0）
文丨Jennifer
“我的创伤，不单单是海淀青少年的创伤，而是人类文明复杂性和结构性的创伤。”
说这话的，竟是一位18岁的海淀高中生。他的妈妈，怎么也想不通，儿子为何在 冲刺清北的路上提前熄火了。他 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倾向，无法上学，需要服用高镇定药物。
对一个小家庭来说，这无异于一场地震。
过去的一整年，曾写有“梁庄三部曲”的作家梁鸿，目睹了从县城到一线城市，很多家庭内部的地震和坍塌。
作家梁鸿
在北京的精神专科医院的候诊大厅里，她看到，迷茫、痛苦、有精神心理疾病的孩子特别多，竟占候诊病人的60%-70%。他们很恐惧上学，一坐到教室里就会发抖、麻木、呕吐，有的孩子只能断断续续上学，或者干脆休学在家。
青少年心理问题，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。
据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3年的一份抽样调查，全国中学生中有17.5%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，中度至重度的比例达到7.4%。
“事实上，还有很多有抑郁情绪的孩子，没有被发现或被归结到数据中。”作家梁鸿意识到，这已经不是个体问题，而是一个困扰所有青少年、家长的社会问题。
2024年，她花了一整年的时间集中采访了因深陷情绪和精神困境、走向抑郁和休学的孩子，并延伸到对家庭、学校、整个社会的观察。在新出版的《要有光》一书里，她试图揭露青少年抑郁、厌学失学问题的残酷性，以及背后更多维的原因。
《要有光》 梁鸿著；书里记录了滨海、京城、丹县三个城市，北京海淀是唯一没有匿名的地点。
没想到，很多生病抑郁、厌学失学孩子背后，竟是看上去再正常不过的家庭，很多父母还是有知识有学历的高知分子。
为什么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，也会从鲜活的生命，走向暗淡和枯萎？孩子内心的创伤和激烈冲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？
1
大部分情绪出问题的孩子，
都是那些自我意识觉醒的孩子
在和孩子相处过程中，梁鸿听到很多孩子说，自己从小到大都被推着往前走，被架空了，找不到生命和自我之间的关系。
她甚至有一个很深的感触，实际上大部分情绪出现问题的孩子，都是那些自我意识觉醒的孩子。
海淀学生吴用，就是其中一个典型。
吴用出生于北京的中产家庭。父母都是从小城镇考到北京上大学。从三岁开始，他就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，奔波于各种兴趣培训班，周末时间也几乎被占用。
因为对数学有兴趣，闲时就喜欢思考数学难题胜宇配资，吴用的妈妈为他规划了一条竞赛道路，希望通过竞赛拿奖进清华北大。这也是很多竞赛家庭梦寐以求的升学捷径。
可是，吴用却不是“一心刷题”的孩子。他对数学有着纯粹的热情，享受非功利的学习，甚至在书包里揣一本厚厚的微积分，随时拿来翻，却对应试这一套十分反感。
他说，自己是因为热爱思考才去学习的。高强度的重复刷题，破坏了他的思维，让他成了做题机器，他很不甘心。他情愿将时间花在更高阶的数学学习上。
《小舍得》剧照
可是，这样一份纯粹的学习热情，却遭到了“驱逐”。无论是学校、竞赛课老师，都觉得他这样根本学不出成绩，对他冷嘲热讽。自己的母亲呢，也选择站在了传统教育体系这边，劝他好好刷题，熬到竞赛拿奖再说。
再后来，吴用得了严重焦虑、抑郁症，不愿意上学。所有和考试、刷题相关的事情，都会激发他的应激反应。
他不仅身陷应试教育与非功利学习之间的撕裂，击垮他的，还有长时间以来，得不到理解和支持的绝望。
他对妈妈控诉道，“我要的是学习，而不是上学。我只有在纯粹的学习状态中才能获得某种安宁，我的整个生存是基于学习的热情存在的。但你认为，这违背了社会实际生存规则，那样没有未来！”
《少年日记》剧照
某种程度上，吴用的痛苦和创伤，既是当代很多孩子内心挣扎的缩影，也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。
吴用的母亲，和大多数家长一样，并非不知道孩子在应试教育、在内卷环境下所遭受的痛苦，但是没办法，他们只能按照社会的既定规则去要求，心存侥幸地认为，只要熬过这一段就好了。
殊不知，创伤在孩子的身上已经越积越深，日积月累，最终从量变到质变。
梁鸿一针见血地指出，现在很多孩子的认知已经超过父母。当父母还停留在“能够吃饱穿暖，有个好工作就很满足”的价值观里，这一代孩子能接触到的信息量非常大，已经开始探索精神层面的东西，会去思考“我为什么而活”“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”。
这背后是两代人生活观念和价值观的巨大差异。如果父母不能去理解孩子在想什么，就难以触摸孩子的内心，双方永远是错位的。
“我的生活只是上学、写作业，虽然我们在一个空间里，却没有任何共同话题。你们没有给我任何情感支持。你从来没有真正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我的想法，我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尊重。”
“你让我过度暴露在教育创伤下，并没有起到一个社会中介的作用。家庭成了学校的延续，爸爸妈妈甚至比学校更严厉，哪有什么家庭的温馨可言？”
抑郁休学后，吴用内心的呐喊，向我们揭示了当下最深刻的矛盾和撕裂——
当父母把爱、时间、精力全都投入到了孩子身上，孩子却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被当作“独立而完整的人”对待，因而陷入巨大的痛苦。
2
孩子在替家庭和社会“生病”
讽刺的是，那些坚持快乐教育的家庭，也未能全身而退。
李风，是另一位海淀少年。和吴用不同，李风从小几乎没有报过任何课外班，简直是海淀区的异类。
李风的妈妈对儿子的期待很低，在她眼里，孩子就是一个普娃， 能随便读个大学就行； 李风的爸爸是留美博士、在研究所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，但是他几乎不参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。
从初中开始，李风的成绩就不太理想。 因为上的是直升学校，没有中考压力胜宇配资，勉强上到了高中。
可到了 高二下学期，李风再也不想去学校了，连混个高中毕业证都不愿意。
更糟糕的是，他对什么事情都缺乏必要的情感反应，没有喜好、没有欲望，和同学之间关系也很冷淡，一学期没说过几句话，连情绪上的起伏也很少有。
相比吴用的“歇斯底里”,这样一种冷淡和疏离，更为可怕。李风的妈妈很气愤，也难以接受。为什么，自己明明没有给孩子施加任何压力，为什么最后却是这个结果？
《少年日记》剧照
可是，压垮骆驼的稻草，究竟是什么呢？
李风曾说，“学校里只有前20%的学生，才是被关注的。”
在一个以升学率为目标的高筛选性和高竞争性环境里，哪怕老师没有明显的歧视，像李风这样处于后20%的学生，也能时刻感觉到自己的不重要性，以及“成绩至上”带来的压迫感。他们走向厌学，似乎是必然的。
在家庭环境中，李风也是一个 “不被看见”的孩子。拥有硕博学历的父母，打心眼里瞧不起儿子，觉得这样拉垮的学习成绩，完全是他不努力的结果。
日常生活中，李风的母亲也习惯于大包大揽，替他做决定和做选择，成为孩子实际生活的“代言人”；而李风的父亲，对一切家庭矛盾、夫妻关系以及孩子教育问题，统统采取回避的态度。
久而久之，李风仿佛被学校和家庭“双重抛弃”，内在生命力也逐渐被摧毁。
《小舍得》剧照
在梁鸿看来，很多看似秉持宽松教育的家庭，其实也在无意中扮演“单一”的社会评判角色。
这个时代对成功有一种迷信和窄化，认为成功就是考上好大学、有好工作、能跨到一个更高的阶层。于是，成功道路和社会价值取向就变得非常窄。
现实是，一个社会总有考上一流大学、站在金字塔尖的人，但也有很多资质普通、成绩一般、偏科的孩子。如果只有前20%的孩子算成功，那么，其他80%的孩子都只能被定义为“失败者”。
在单一评判的审视下，很多孩子内在的生命价值，注定不会被“尊重”。
就像李风的父母，虽然看到孩子的挣扎和不适应，但依然要死磕“上大学”这条传统路径，而不是鼓励孩子挖掘天赋、在感兴趣的领域学习，或是去职业高中学一项技能，换一条路径实现自我。
一位饱受内心折磨的学生甚至说，“我觉得我爸妈在教育上最大的问题在于，他们并没有真正尊重我，也许这是全中国家长的共同现象，他们没有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来对待。”
最终，所有这些社会的暗面，都通过孩子“生病”“厌学”呈现了出来。这是多么惨痛的代价。
3
父母自己“要有光”，
才可能照亮孩子的路
在梁鸿的采访中，有一位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二十多年的专业人士坦言，现在的青少年心理问题，已经发展成非常严重的全球性现象，我们正身处一个全球焦虑的时代。
他曾经做过青少年自杀调研，调研地区的青少年自杀率呈二至十倍的增长。尤其是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下，青少年其实是承压的底部，他们更像是这个社会的神经末梢。
而当孩子和父母来到心理咨询室、来医院求助时，情况往往已经非常严重，很多青少年感到“活着没意义”。
《小欢喜》剧照
越来越严重的冲突和病态，让我们不得不意识到，这个由成人构筑的系统，是否完全忽略了、甚至残酷镇压了孩子的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以及创造力？
然而，很多父母并没有将孩子当作一个独立个体，去看待他的内在挣扎和诉求，也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爱孩子，才是真正有益的爱。
表面和谐的亲子关系下，总有一堵难以突破的高墙。
作为母亲，梁鸿也曾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不乏迷茫和痛苦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和孩子的关系，“尽管我是一个博士，好像有很多知识，但在养育孩子、如何对待孩子方面一无所知，也找不到模板。”
在她看来，今天一个个被困少年的痛苦，已经完全超越了“青春叛逆”这个的词语。我们经常强调这个词语，其实遮蔽了真正的问题。
孩子不是一天垮掉的。教育系统、原生家庭、社会系统中，可能有无数个节点，都是导致质变的时刻。
而这样的节点，就存在于我们最日常的话语和行为中，存在于我们和孩子说话的方式和认知思维中，甚至已经成为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文化惯性。
《少年日记》剧照
还有心理咨询师还毫不留情地指出，当孩子出了问题，父母自身以及彼此的关系也往往有问题。
比如，有的母亲会不自觉地强调自己受苦的角色，非常严格地督促孩子学习，而父亲角色经常是缺失的；还有的孩子遭受打击，看似是因为学习问题，但实际上是父母一方在发泄对另一方的不满。
这也是为什么，梁鸿要给新书取名为《要有光》，她相信，成年人自己要有光亮，才有可能真正照亮孩子。
在这个时代，父母也需要不断成长和自省。我们要从单一的成功视角中跳脱出来，看到人格健全的重要性，看到个体生命价值和自我实现的多样性；
当教育系统无法给予关注，我们要让孩子看到另外一种生活的空间和可能性，陪他们积极寻找适合TA自己的人生舞台。
无论如何，比学历更重要的是内在自我的建立。支撑孩子走完漫长一生的，终究还要靠内在自我的足够稳定。
眼下，无数抑郁休学、从我们身边“消失”的孩子，正在用他们惨痛的经历，发出整耳欲聋的呼救。
梁鸿说，这是孩子在替父母“生病”、在替社会“生病”。
“我们很难改变，大的社会观念和系统给青少年带来的压抑，但是最起码，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，对内在自我有足够的自省，关注那些我们不知道，却像顽癣一样附着在我们精神内部的那一部分，这样才能在我们和孩子之间构成一个健康、开朗的空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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